「本文来源:解放军报」
朱秀海新作《远去的白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打开就放不下了,连读数日。为了方便表达,先把作品的故事脉络简要地梳理一下:抗战后期某日,胶东两名乡村女子分别接到通知,今晚各有一名八路军干部和她们成亲。风雪之夜,村长赵秀英等来了自己心仪的白马英雄刘抗敌。次日凌晨,日军偷袭,赵秀英催促刘抗敌离开,自己和另一位新娘赵大秀用土炮掩护。策马归队的刘抗敌回眸一瞥,看见昨夜的洞房烈焰腾空,误认为赵秀英牺牲。不久后,赵秀英在挺进东北的征途中,率领赵大秀等支前民工,于混乱中被挤上渡船,来到东北。此后,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在那个风雪之夜,进入赵秀英洞房的刘抗敌,是组织上介绍给赵大秀的,在东北战场,赵大秀同刘抗敌正式结婚。而介绍给赵秀英的另一个英雄刘德文,则是因为上级临时调遣而误了婚期,并在此后被误认为牺牲。长达3年的时间,赵秀英始终以支前民工队长的身份伴随一支部队,多次参与该部的战斗,以胶东抗战时期积累的经验,为该部筹集供给、抢救伤员、发动群众,甚至直接参战。
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女人同一支部队的故事,进而也可以说是一个女人同一场战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故事。赵秀英直来直去、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她不仅因为刘抗敌入错洞房而失去了婚姻,还因为她一再坚持要落实区长交给她的任务而错过了在编的机会;不仅因为顾及赵大秀而为事实上的丈夫刘抗敌保守秘密,还要为名义上的丈夫刘德文的母亲养老送终;不仅因为珍重而冷淡了欧阳政委的爱情,还因为要为“烈士”母亲尽孝而放弃了当县长的机会……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当读到赵秀英挑着一对箩筐,一头坐着自己的幼子、一头坐着那个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却对自己百般依赖的“婆婆”,跋山涉水开展乡村土改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禁响起了雨果的声音:“比海洋更加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加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赵秀英的故事是由一系列错位编织的,到底是谁首先张开了错位之手,是天气?是刘抗敌还是刘德文?是赵大秀还是赵秀英自己……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扯进来,但是转念一想,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错位棋盘上的一粒棋子。在战争的滚滚洪流中,个人遭遇没有对错,只有命运。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是那匹被称为“飘雪二郎”的白马,在风雪之夜故意制造了这个错位。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个错位的源头,一错再错,将错就错,通过小人物的一系列人生错位,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民间英雄形象,完成了对东北解放战争的宏大叙事。
作品开篇即写马。胶东地方干部赵秀英在焦灼等待的新婚之夜,第一次见到它的情景是这样的:一抬头那匹高大健壮的白马已经进了院子,院门的栅栏一直都为她想象中的那匹白马开着——错位就这样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因为她想象中的新郎正是传说中的“白马营长”。
在赵秀英跟随部队在东北征战的3年里,白马这个意象多次出现,时隐时现,忽远忽近,虚虚实实,成为贯穿作品的一条结构副线。最初是赵秀英在一场战斗后捡到了一匹奄奄一息的白马,在赵秀英的眼里,它就是刘抗敌的“飘雪二郎”,因此,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赵秀英有一口吃的,就要给老白马分一口,并时刻警惕温参谋长要杀掉老白马为部队充饥的企图。温参谋长调虎离山,派赵秀英出去征粮,可是他们却找不到白马了,直到赵秀英回来,它才自己一路小跑,回到了大姐的身边,又摇头又甩尾,还绕着大姐转圈子,像是在跳一种舞蹈。它或许就是“飘雪二郎”的战友,就像刘德文“牺牲”前委托战友姜大伟照顾他的老娘一样,这匹老白马似乎也是受到“飘雪二郎”的委托,替它来抚慰赵秀英的。
进一步读小说发现,真正的“飘雪二郎”后来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载着刘抗敌来到赵秀英的附近,隔着几里地,赵秀英已经感受到它的气息,从而也埋下了赵秀英曾经同刘抗敌、赵大秀秘密见面的伏笔。第二次是它被刘抗敌送给欧阳政委,载着欧阳来到赵秀英的身边,让人隐隐感受到刘抗敌副师长的良苦用心——既携带他本人的思念之情,也隐含他希望赵秀英重新获得爱情的希冀。赵秀英对欧阳政委异乎寻常地敬重甚至产生了隐秘的爱慕,似乎也是从白马开始的。欧阳政委牺牲之后,白马就成了赵秀英生死相依的战友。运输队老孙提出让白马拉大车的时候,赵秀英用鄙夷的眼光回答了他:“没有了它的主人,它就应当像那些驽马一样去拉大车吗?”终于有一天,明察秋毫的姜团长为了转移赵秀英的哀愁,趁其不备,将白马带走,换回了一门山炮。这一次,赵秀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人们依然能够听到她的心声:“白马就在我心里,永远都不可能离去。”
白马几乎是作品的“神来之笔”,它在风雪之夜驮来一个决定性的误会之后,就很少露面了,然而在作品中它并没有真正远去,它隐没在云端,翱翔在战争的上空,奔驰在军人和赵秀英的心里,若即若离,藕断丝连。需要它的时候,它从天边奔来,聚集着作品人物和读者的目光。当故事重新回到主题之后,它又隐居二线或者三线。在作品中,赵秀英不是军人,却成了军人的灵魂,而它则是赵秀英的灵魂,当然也是作品结构的灵魂象征。
再说那些人。赵秀英本来不在北上编制序列,在渡海过程中又和自己的民工队失散,独自一人伴随一支部队。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啊!人员来自分区独立团、县大队、民工、俘虏……一言以蔽之,都不是主力部队的人,登岸后要枪没枪,最初勉强编成一个营,也只能在次要方向上参加战斗,好在这支部队在保卫上级机关的时候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赵秀英拒绝返回胶东之后,表面很倔、其实一直对赵秀英心存依赖的部队参谋长,给赵秀英任命了3个职务:后勤队长、群工干事、包扎所长,3个职务都是临时代理的。但就是在这些岗位上,赵秀英开始发挥她在胶东组织群众、土改、瓦解敌军的才能。在安东外围,她研究了城内的情况,最先发现了残留的日军、伪警和实际控制城市的苏军之间的缝隙,纵横游说,软硬兼施,并单刀赴会,结果兵不血刃占领了安东城,并收获了大量物资。部队也因此补充了兵员和给养,整编为第37团。
《远去的白马》没有选择重大战役中最为光彩的一面,而是截取战争中很容易被忽略的配属行动,部队是“影子部队”“诱饵部队”,甚至是别人眼里的“败军之将”。这支部队不争气,摩天岭一战,第37团本来有机会证明自己,但是由于指挥力量薄弱、战术技术生疏、兵员思想混乱,导致战斗失利。后来来了一个大机关作战科长出身的姜大伟,他把全团推到了一个“知耻后勇”的境地,在新开岭战役中,他把地雷埋在敌人进攻的前沿,也埋在自己的退路上,真正是破釜沉舟。新开岭战役让第37团增强了自信,找回了主力部队的荣誉感。到了塔山阻击战,虽然还是打防御,但战术专家姜大伟预感到,他的白台山防御阵地将有空前恶战,仅靠现有兵力和装备是不够的。于是几年来赵秀英一直舍不得扔的破炮筒子、从日军仓库里搜刮的地雷、用地雷火药制成的炸药包、战场上捡来的两拐子电话线……所有能够帮助防御的作战资源,都纳入姜团长的视野,包括泥土和石头。他在小小的白台山构筑了一个土洋结合的防御阵地,仅有的炮火放在对敌致命一击的时刻,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穿插、迂回、潜伏……这些战术被他运用得出神入化。终于,这支部队浴火重生,以崭新的面貌,带着新的番号汇入东北野战军的洪流,踏上了入关南下的征程。
从宏观上讲,所有的战争故事都是大同小异,一个“大”字,囊括了战争背景、战争过程、战争目的和战争结局。一个“小”字,则往往是战场局部、过程片段、部队分支、个体的情感命运……除了这些“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基本原则,《远去的白马》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小中见奇、奇中见巧。几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甚至每一个物件的出现,都带有传奇性。赵秀英是个奇人,她不同于我们在其他文艺作品里见到过的任何一个支前民工形象,也不同于人们印象中的“胶东大姐”形象。刘抗敌、刘德文、姜大伟、欧阳政委也是奇人,处事风格不同,作战各有绝活,在司空见惯的英雄形象中,他们因为不同寻常而焕然一新。但是,在读完作品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因为传奇性而失真,传奇性的合理性是靠艺术的真实性支撑的。所有的传奇,较之战争生活的真实,都不足以让我们大惊小怪。战争的隧道有多深,就有多少传奇,我们远远没有写够、也没有写好战争传奇,只能说,《远去的白马》又往深处走了一步。
北上的前夕,分区独立团的团长为了留住赵秀英这个能干的地方女干部,特意给她发了一身宽大的军装。阴差阳错,她穿着这身军装,成为两个抗战英雄心目中的女神,并被司令员二话不说就赶到北上队伍,让她成为一支部队的重要援军,成为非军非民、离不开战场、回不了故乡、找不回丈夫、见不到孩子、摆不脱“婆婆”的“女汉子”。还有她在战场上捡到的老白马、她打扫战场时扛回来的破炮筒子、从死人堆里淘出来的电话传输机等。这些破烂在姜团长手里,无不化腐朽为神奇,成为战士们手中的利器,为这支部队由弱到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的存在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一个道理,战争制胜不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仅需要用兵如神,一个高明的指挥员,还要善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物尽其用。
小说读到中间,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句话:写好军事题材小说的前提是要有深厚的军史知识,要有丰富的军事常识,要有深刻的战争生活体验。作者的从军和参战经验在写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战场布局、战斗态势、建制装备、战术技术等,能够写得活灵活现并符合逻辑。当然,最重要的前提还是会写小说。军旅小说家要有壮怀激烈的英雄理想,也要有悲天悯人的生命关怀,要有设计结构的宏观视野,还要有编织人物关系的“建筑手艺”,以及对于战争、战斗、战场的直观俯仰和对战争中人内心进行深度体察的能力。
最后,不得不说说作者本人了。20世纪70年代初,到广西前线参加边境作战的时候,我是一名新兵。战争结束后,我被抽调到军部创作组写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那时候就知道有个作家朱秀海,写了一个报告文学《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在参战部队中反响很大。从那时候起,朱秀海就是我心中的榜样。若干年后,又读到他的《穿越死亡》和《音乐会》等,感觉这是一个始终高举英雄主义旗帜、致力于纯粹书写的军旅文学作家。阅读《远去的白马》过程中,我的脑海不断闪现40年前的一幕,想象那时候的朱秀海,和我一样守候在热带雨林潮湿的猫耳洞里,眺望撕裂夜空的曳光弹雨,聆听山峦之间和江河上空发出的轰鸣,一股英雄气拔地而起,扑面而来。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我们都是上过战场的军人,而且都是两次。第二次参战也是在西南边境,他是上级派到作战部队的专业作家,我是侦察大队的一名排长,那一年多的战争生活体验,让我们都增加了军事文学创作的自信。或许,从那时候开始,在作者的心里,《远去的白马》已经从遥远的天穹下面疾驰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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