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打狗解密辽沈战役决策过程中的几次变

辽沈战役

解放战争中，经过年连续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我东北野战军已经把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大要点及其附近狭小地带。在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年2月7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主要领导人，通报了全国各个战场的基本形势，要求东北野战军利用冰期歼灭敌人，同时分析了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今后动向，明确指出，“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并提出了“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战略设想。此后，东北野战军经过近半年的作战实践探索，历经几次重大决策变化，才取得了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设想。回顾组织实施辽沈战役过程中经历的几次决策变化，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辽沈战役的组织实施过程和深刻认识辽沈战役方针的正确性。 　　从确定先打长春到转入南下作战 　　在冬季攻势结束时，东北野战军对如何解决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大要点的国民党军队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当时对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认识不够，认为在实施上存在较大的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区的战略重心一直在北部，南部的大片新解放区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巩固和建设，而领导机构和主要的人力、物力的储备都在松花江以北地区，所以冬季攻势结束后，东野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长春方向，并没有考虑主力尽快南下的问题，部队主要部署在长春周围和四平地区，采取一面包围长春一面整训的方针。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年4月中旬，东北局和东北军区负责干部会议讨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问题，确定了先打长春的作战方案。4月18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主要领导人致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明确提出拟于5月中下旬集中9个纵队的兵力，实施攻打长春和阻击援敌的作战方案，并“力图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而认为打其他方向的敌人均有较大困难。4月2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但同时也强调对南下作战的困难不能估计过高，明确指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当时，国民党军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新7军、第60军共6个师连同兵团直属部队及部分联勤人员共10万人，担负长春守备任务，企图坚守长春这个重要战略要点，牵制东北野战军部分主力。为了达到长期坚守的目的，国民党军在长春地区构筑了坚固工事，形成了纵深防御体系。尽管长春守敌相对孤立，但因与沈阳距离较近，便于沈阳之敌实施地面增援，而且与沈阳保持着空中联系，城内也还有一定的粮弹储备。这使国民党长春守军下定长期坚守的决心。 　　5月2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攻打长春的外围战，奔袭长春西郊大房身机场。由于对长春的设防情况、地形条件掌握不够详细，部队发起攻击后，虽然歼灭了部分机场守敌，但余敌退进城内。这次外围战之后，东野领导人发现部队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还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部队在战术和技术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全力攻城无成功把握。随后，东野领导决定暂停对长春的进攻。5月29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长春外围战的情况和改变作战决心的理由：“长春城敌防御工事据查甚为坚固，除城周围布有强固工事外，城内则密布纵深抵抗的巷战坚固工事……我军攻长春即会付出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因此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围，准备在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这是东北野战军在决策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当时，毛泽东从战略全局考虑，希望东北野战军主力采取南下作战的方针，以便封闭东北敌军的退路，但也考虑到大军南下将带来的后勤保障困难，需要预先解决交通运输、后勤补给等重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在5月3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就要求充分准备大军南下所需要的粮食，并保障交通运输问题：“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以上各公路铁路情况如何，望查告。”同时指出：“二十九日二十三时半关于行动方案电已收到，正在研究中。”这表明，中央军委对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持慎重态度，要求积极创造南下作战的条件，努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于6月1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关于攻打长春的十个问题，并与临汾战役作对比，询问他们是否可能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就在这时，朱德在6月3日致电毛泽东，提出了对攻打长春的明确意见，分析得十分深透，对解放长春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于当日转发了朱德的电报，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刘，明确要求：“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6月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中央军委，提出我军可以采取的三个作战方案：即强攻长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作战;实行较长时期的围城打援，然后再攻城。同时表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即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并最后攻城。估计敌被困饿到极点时，沈阳敌可能被迫增援，因而我们以长春为钓钩就可能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

6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基本上同意上述第三方案，但强调指出：“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同时，对攻城与打援的部署和战法都作了具体指示，并希望通过攻取长春的胜利，为东北野战军“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明确要求：“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须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的补给的道路运输工作。” 　　根据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案，东北野战军于6月15日至20日在吉林市召开了围城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了围困长春的方针和部署。会议明确以第12纵队的第34、第35师，第6纵队的第18师，独立第6、第7、第8、第9、第10师和一个炮兵团担负围困任务，采取军事封锁与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促使长春守敌粮弹俱困，军心动摇。与此同时，东野主力则位于沈阳、长春之间的铁路两侧，准备打援作战。6月23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命令组织围城指挥所。从6月25日起，围城指挥所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指挥9个师的兵力，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对长春守敌展开围困作战。 　　但此时，国民党东北守军卫立煌集团仍在坚持“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的作战方针，并没有对长春实施地面增援，这使我军打援部队无法寻求战机。7月中旬，东北局常委会议又重新讨论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行动问题。从当时的战场形势看，长春守军在十万人以上，城防坚固，我军缺少对大城市攻坚作战的经验，如果强攻长春，又可能受到由沈阳、锦州北上增援的20万国民党军的威胁，因此与会者一致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此后，东北野战军采取了南下作战的方案，这是在战役决策上的又一次重大变化。

从谋划南下作战到辽沈战役方针的确立在东北局常委统一作战思想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7月20日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在东北雨季结束后，东野主力即开始实施南下作战，明确南下作战的首要目标，是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迅速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7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再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东野南下与晋察冀部队配合作战的设想：“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如中央同意七月二十日电的建议，在我们南下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团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去，以便我军能够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认为这个设想与“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是一致的，应该把东北野战军南下与晋察冀部队配合作战的战役设想更加具体化，以便形成明确的战役企图和具体的作战方针。 　　7月22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复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的电报，指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 　　随后，毛泽东于7月23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转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的电报，命令华北军区立即组织西进兵团，以杨成武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迅速进军绥远，以便分散傅作义的兵力，便于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作战。8月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了聂荣臻和杨成武，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向两人交代“东北打，华北拉”的战略任务，并详细分析了进军绥远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要求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7月中旬东北野战军提出主力南下作战，到9月中旬正式实施北宁线攻势作战，近两个月的时间是东北野战军主要领导人具体谋划南下作战方案、把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具体为战役企图和作战目标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有过反复的。这期间，作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林彪，就曾经对南下作战方案产生过犹豫和徘徊，在决策上出现过几次变化。也正是在耐心说服林彪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阐明了整个战役的作战方针，尽管当时还没有称为辽沈战役，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役企图和实现的方式都得到了逐步明确，从而统一了东北野战军主要领导人的作战思想，为战役的组织实施指明了方向。 　　7月30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对东北野战军新的作战计划作出指示，强调：“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东野领导人对南下作战计划进行了深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歼击目标，并于8月1日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联名上报中央军委。该计划的要点是：第一步以3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的兵力采取奔袭的手段，分别包围义县、锦西、绥中、兴城、山海关之敌，待主力到达后，逐一歼灭该5城之敌(共7个师，均属范汉杰兵团);第一步作战行动后，视情况进攻承德或唐山;在第二阶段作战中拟留3个纵队和9个独立师在东北境内，主要目的是不让长春敌人撤退和乘其撤退时歼灭其全部或大部。 　　但这时，林彪对南下作战仍有顾虑，在决策上表现出犹豫和徘徊。毛泽东为了协调好东北、华北两个战略区的行动，要求东北野战军对上述作战计划的攻势发起时间尽快确定，而林彪却一直在犹豫。8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刘并告杨、罗、耿，通报了杨成武部本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阐明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拟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罗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杨成武部即开始西进，以配合你们作战。”该电要求：“杨罗任务究竟如何规定，何日行动，你们主力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即告。”而林彪在8月6日至11日几次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却都不谈作战发起时间，先是建议杨成武兵团先出击绥远，吸引傅作义集团一部西援，然后东北野战军再南下，并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要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后来又提出南下的粮食、道路等困难无法解决，因而出动时间仍无法肯定。 　　毛泽东对林彪在南下作战问题上表现犹豫和徘徊很不满意，于8月9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林、罗、刘，严厉指出：“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在8月12日致林、罗、刘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指出：“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经毛泽东一再催促，东北野战军领导人于8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我们拟待铁路桥梁修好后，以三天时间运粮屯集在阜新一带。我部队大约于本月底或九月初出动，在九月六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这期间，为适应大规模机动作战的要求，中央军委决定把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东北野战军仍属东北军区序列，并于8月14日成立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林彪兼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兼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兼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兼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随后，再于9月1日将原第1、第2前方指挥所分别改为第1、第2兵团司令部，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 　　9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进一步明确作战目标，强调指出：“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涉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9月6日13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军委九月五日电对我们行动指示之意见。此次奔袭如能达到使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敌人未逃回锦州、锦西、山海关集中，则……锦州亦将成为有利之进攻目标。” 　　9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致林、罗、刘的电报，系统深入地阐述了我军以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战略决战思想，以及实现这一思想的战役指导方针问题，这就是后来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著名篇章。该电指出：“六日十三时电悉。你们同意我们五日电所提意见，甚好甚慰。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同时还指出了为完成歼敌任务而组织实施的这次战役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这就是：“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此外，该电在战役部署和作战决心上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指出：“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长、沈之敌倾巢援锦……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根据毛泽东确立的辽沈战役作战方针，东北野战军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并于9月10日18时上报中央军委。该计划分两步实施：第一步，以奔袭动作歼灭义县及北宁线各据点的敌人，切断关内外国民党军之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战役基本部署是：以6个纵队和炮兵纵队主力、第2纵队之第5师、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担负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之国民党军，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以5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沈阳至长春之间，阻止沈阳国民党军向锦州或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灭长春突围之敌;以第12纵队和6个独立师、一个炮兵团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2师等部，继续围困长春。9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林、罗、刘、谭，批准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此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即转入南下作战的实施阶段。

辽沈战役纪念馆

在战役实施阶段仍然经历了战场决策的变化 　　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拉开帷幕。 　　按照预定计划，东北野战军首先在北宁线义县至唐山段发起强大攻势。锦州是北宁线上的枢纽，也是东北国民党军的防御重点。由范汉杰指挥的第93军、新8军各两个师，新6军1个师，原属第60军的1个师共6个师，连同特种兵、后勤及地方部队约10万人，负责坚守锦州。为了拱卫锦州并控制关内外通道，以第93军1个师位于义县，新8军1个师位于高桥，第54军3个师位于锦西、葫芦岛和兴城，新5军的3个师位于绥中、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一线。此外，华北“剿总”以所属第62军等部4个师位于唐山至昌黎一线。 　　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指挥第11纵队及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最先出击昌黎至兴城诸点，于9月12日包围了绥中、兴城的国民党军，并于9月14日攻克昌黎。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的北线部队迅速奔袭北宁线。其中，第4、第9纵队于9月16日突然包围义县国民党守军，使其来不及向锦州收缩，在后续部队到达后，又继续向锦州方向前进。9月25日，第9纵队与第8纵队配合攻占了锦州以北的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9月27日，第7纵队攻占高桥和西海口，第4纵队一部进占塔山，截断了锦州与锦西、葫芦岛的联系。在陆路增援锦州的通路被切断之后，国民党当局紧急布置以空运增援锦州，首先从沈阳空运了第79师两个团到达锦州。9月28日，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一部逼近锦州机场，用炮火封锁了机场，致使国民党军向锦州增援的通道被彻底切断。9月29日，第4纵队攻占兴城。10月1日，第3纵队和第2纵队第5师攻克义县。至此，东北野战军已歼敌2万余人，切断了北宁路，完全孤立了锦州。 　　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上发起强大攻势之后，蒋介石深感形势严重。9月30日，他飞抵北平，又于10月2日飞抵沈阳，经过与傅作义、卫立煌紧急磋商，最后确定了如下作战计划：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以求吸引与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华北“剿总”的第62军、第92军1个师、独立第95师以及驻山东烟台的第39军2个师，迅速海运至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迅速增援锦州;沈阳地区的新3军、新1军、新6军、第71军和第49军主力共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先向彰武、新立屯攻击，截断东北野战军后方补给线，然后向阜新、义县方向进攻，协同“东进兵团”夹击东北野战军;长春的郑洞国集团应视机向沈阳突围。蒋介石妄图以东西对进，来解锦州之围，重新控制北宁线。 　　9月30日，东北野战军前指机关乘专列离开哈尔滨附近的双城，10月2日前到郑家屯(今双辽)以西隐蔽。当日下午，林彪得悉国民党军海运4个师到达葫芦岛，担心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夹击。他判断葫芦岛之敌必大举援锦，锦西至锦州之间仅相距50公里，且无险可守，担心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抗住援敌，故于当日22时起草了致中央军委的特急电报，提出继续打锦州或者回头打长春的两个作战方案，表示“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林彪对贯彻辽沈战役方针的犹豫和徘徊，使我军再次经历了战场决策的变化。10月3日清晨，前指列车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罗荣桓经过反复考虑后，认为应该坚持打锦州，在同刘亚楼商量后两人一同去见林彪。罗荣桓建议林彪仍然执行打锦州的决定，最后林彪同意了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建议，决定由罗荣桓起草致中央军委的电报，表示决心“仍攻锦州”，并报告了基本部署，即以两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阻击锦西、葫芦岛方向的增援，以6个纵队攻击锦州，以4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的增援，以9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该电报于10月3日9时发出。 　　再说毛泽东在接到林彪于10月2日22时起草的电报后，十分不安，立即复电指出：“你们应……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两小时后毛泽东再次发出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直到收到由罗荣桓起草的电报后，毛泽东才感到放心，并于10月4日6时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林、罗、刘并告东北局，表示同意10月3日9时电报的决心与部署，明确要求：“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 　　10月5日，东北野战军前指到达锦州前线，设立野战军司令部攻锦指挥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6日进入指挥所，开始组织部队进行攻城准备，召开攻锦部队军事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根据对敌情的掌握，明确以城北为突击重点，组织3个突击集团攻城。北突击集团由第2、第3纵队、炮纵主力、第6纵队第17师及坦克营组成，由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南突击集团由第7、第9纵队组成，由城南向北进攻;东突击集团为第8纵队，由东向西突击。第4、第11纵队和热河两个独立师位于打鱼山、塔山、虹螺岘一线，阻击锦西、葫芦岛方向之援敌;第5、第10、第6(缺第17师)纵队、第1纵队第3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1师等部位于新民以西以北地区，准备阻击沈阳方向的援敌;第1纵队位于塔山附近的高桥，作为总预备队。 　　10月9日，各突击集团发起攻锦外围战斗。战至10月13日，我军已经控制了锦州外围有利地形，锦州城已处于我军俯瞰之下。10月14日10时，我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迅速突入城内，后续梯队向纵深发展进攻。随后，东突击集团也突破了城垣。至15日拂晓前，各路攻城部队已歼灭守敌主力，在城内中心地区会师。战至15日18时前，全歼残敌，解放了锦州。锦州之战我军俘虏范汉杰以下9万余人。在夺取锦州的同时，从10月10日开始，锦西、葫芦岛方向之敌，在飞机和舰炮的掩护下，以3至5个师的兵力，向塔山等要点实施连续进攻。我第4纵队在第11纵队等部的配合下，以坚守和反冲击相结合的战法，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冲击，取得了塔山阻击战的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集团于10月8日开始由新民、辽中地区分路西进，在10月11日至13日期间，先后进占彰武及新立屯以东地区，因惧怕被歼，未敢继续前进，没有起到增援锦州的作用。 　　我军攻克锦州，封闭了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退路，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在长春国民党守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深明大义，决定弃暗投明，于10月14日致信我军围城指挥所，提出全军起义的条件。10月17日，曾泽生率所部2.6万余人通电起义。10月19日，新7军军长李鸿亦率部投诚。不久，郑洞国带少数人走出指挥所，向我军投诚，长春实现和平解放。 　　解决锦州、长春守敌之后，辽沈战役转入第二阶段。10月25日至27日，东北野战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辽西地区聚歼廖耀湘兵团共5个军10万余人。此后，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逃敌，于11月2日解放了沈阳、营口，实现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役企图，共歼敌47.2万人，彻底解放了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确立的战役方针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善于统一作战思想、耐心说服战役指挥员努力贯彻战略意图、正确实施全局指导的结果。而组织实施战役过程中所经历的几次决策变化，反映了战役指挥员在主观指导上与战场的实际情况及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之间，存在着一个逐步接近的认识过程，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历史经验。本文摘自《党史纵横》，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