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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年4月至6月,与南方各省武装起义相呼应,陕西渭华爆发了由中共陕西省委、陕东特委领导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以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武装斗争形式,沉重地打击了西北反动统治阶级的凶恶气焰,揭开了西北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的序幕。

1、渭华起义的军队来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与冯玉祥国民军的合作关系,中共领导的陕西革命斗争有了较大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历尽艰险,终于保存了若干革命火种。

许权中旅是中共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该旅是年7月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为骨干组建的,领导人为国民军联军政治保卫部部长兼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共产党员史可轩。

冯玉祥公开反革命“清党”以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该部脱离冯玉祥,开赴陕西山区独立发展。7月29日部队行至富平美原镇,史可轩为地方军阀田生春扣留,遂遭杀害。史可轩遇害后,由共产党员许权中继任总指挥。

当时部队处境十分艰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上级指示,许权中率部暂时接受与冯玉祥矛盾很深的另一个军阀冯子明的改编,成为该部独立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驻临潼县关山镇。后来,许权中旅又利用旧的社会关系,改归另一地方军阀李虎臣部,成为李部新编第三旅,开到洛南县三委司镇驻防。

许权中旅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一方面秘密收容被敌人追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另一方面陆续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队伍逐步扩大,并且建立了党团组织。

中共陕西省委年3月20日关于组织概况的报告:

“第一军支设在许权中旅,书记高文敏,组织高致凯,宣传吴长天。第一分支部设在教导营一分队,第二分支部设在教导营二分队,第三分支部设在教导营三分队,第四分支部设在一、二营,第五分支部设在教导营下级军官中。全旅党员五十三人,其中士兵三十三人,下级军官十一人,团员十三人”。

许权中旅,后来成为渭华起义的骨干力量。

2、渭华起义的背景

渭华地区,位于关中东部,南接秦岭,北靠渭水是陕西省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全省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据统计,当时渭南有个村、9个区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人。五一县(前身是渭南县的渭北分县,设置仅8个月时间)有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人。华县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人。各农民协会还建立了农民自卫武装。

渭华地区的党还注意在中、小学中发展党的组织,渭南中学、渭阳中学、赤水职业学校、县立第一高中等,都是党、团组织活动的据点。教师、学生中党、团员很多。大革命失败以后,大批革命师生转到农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经过大革命失败,中共陕西省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而渭华地区由于大革命时期革命基础好,反革命势力波及较弱等原因,党的组织基本上保存下来。

据中共陕西省委年9月26日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党务报告》载,当时全省有7个县党委和11个县党支部,其中3个县党委和2个县党支部在渭华地区。中共渭南县委领导3个区委,20个支部,党员名。华县县委领导3个区委,25个支部,党员名。五一县委领导2个区委,9个支部,党员名。华阳支部有党员10名。临潼支部有党员12名。

年1月2日,在《中央致陕西省委信》中,根据“陕西的军事运动是较别的省有基础”这一实际,要求陕西省委“假使有可能时自然以能多聚些力量于邻近几县以便造成一个割据局面为最上策,但当不可能时也不必过于勉强,宜分散这些队伍打入农民群众直接参加农民斗争”。

中央在信中把“时机成熟的条件”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我们军队驻扎的地方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自卫组织;第二,我们党在那个地方要有指导的权能;第三,要能造成一个起义的割据局面;第四,军队的本身在动作时要较有胜利把握,不至一开始便被敌人镇压下去。”

陕西省委于年11月30日和12月7日,又先后两次召开省委会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通过讨论,对中央的指示和陕西省的实际情况,认识进一步深化。12月7日会议通过的《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指出:“西北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今后我们要注意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基础”。

“决议案”还规定西北党的当前任务是:

“继续公开的或秘密的恢复农协以作农村政治斗争的中心,并要实行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发动抗税、抗捐、抗粮的部分起义以至总起义”。

年1月,省委又召开会议,撤销耿炳光省委书记职务,改选潘自力任省委书记。

为了实现武装起义,陕西省委大力加强对许权中旅的工作,于年底到年春,先后派刘景桂(刘志丹)、唐澍、谢浩如(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张汉俊(李大德)等一批党员干部到许旅担任各级领导。

刘志丹曾参加许旅党委领导工作,行政上任一旅参谋主任。之后,刘志丹又奉派到地方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直到渭华起义时又回到许旅。刘志丹走后,唐澍参加旅党委领导并任旅参谋长。

许旅在贯彻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中,整顿部队,并派一批人参加驻地附近农村工作,宣传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开展打土豪、分财物的活动。

年下半年到年初,省委还派出一批干部,充实渭南、华县地区的领导。如任命萧明为渭南县委书记,王林为华县县委书记,徐振化为五一县县委书记。

年3月22日,省常委会议又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等5县为陕东起义区,并成立陕东特委,任命刘继曾为特委书记,李大章、萧明、王林、徐振化等为委员。陕东特委于4月1日正式成立,它的任务是:“指导陕东各地斗争,并准备起义”。

3、宣化事件

渭华地区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引起地主反动派的恐慌与仇视。年2月底,在渭南县爆发了“宣化事件"。

渭南县的宣化小学由共产党员李维屏任校长,教员中有些人是共产党员。党的区委机关也秘密设在这里。

宣化小学实际上成了从事革命活动的据点。年2月28日下午,地主豪绅反动分子景行之、李兰轩、刘明初、薛明璋、王武轩、田宝丰等人,纠合流氓、暴徒闯进宣化小学,赶走教员,殴打学生,捣毁学校,并抢走了一些党的文件。

渭南县委决定组织反击,于2月29日,发动农民四五百人和学生二三百人,强力驱逐占领学校的反动分子,高呼:“打倒劣绅!”的口号,重新夺回宣化小学。群众在和反动分子混战中,打死反动分子刘明初和薛明璋,打伤田宝丰和王武轩。

“宣化事件”后,革命势力遭到国民党的疯狂镇压。陕西省政府公然宣布“二二九”的群众革命斗争,“实属反革命之行动”“严办共产党员"。渭华地区的当局立即派出大批警察,勾结地主豪绅,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少学校被封闭或解散,先后有40多人被捕。

年3月13日,陕西省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第三十九号通告,热情称赞:“宣化斗争在陕西党的工作上,的确是一新纪元!"

《通告》对进一步扩大斗争做了如下部署:

(1)“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使斗争由投入扩大而一直转为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起义”;(2)“在斗争中武装同志、武装群众,开展群众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主要目的,尤在发动群众”,“所采取的战术是游击战术,忽起忽没,忽聚忽散避实就虚,避大击小,或者散伏农村,或者隐聚山中”;(3)“各军队的武装同志应尽可能的尽量在斗争中尽他们应尽的责任——帮助农民斗争”,“帮助农民作游击战争,有组织农民革命军可能的,即应与武装农民共同组织农民革命军,以作农民大起义的前锋。”

4、渭华起义的筹划

中共渭南、华县、五一县委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均由县城转移到农村,成立小规模武装,开展打土豪、袭击反动民团的活动。

4月6日,中共陕东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制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并“讨论许旅行动问题”。《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对“组织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要求“许旅出山,帮助农民起义”,“由山内军队调来一队约三十人,实行游击战争"。

4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渭南、华县、固市、蒲城一带,“了解陕东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情况,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组织各地县委讨论发动群众斗争的问题”。随即,中共渭南县委发出《通告第三号》,决定利用纪念“五一”节时机,从5月1日到5月4日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

年4月,正值冯玉祥与奉军及河南地方军阀樊钟秀,在豫东、豫北和豫西一带激烈混战。冯调驻陕的宋哲元部赴豫参战。宋部离陕后,地方军阀李虎臣利用冯玉祥在陕势力空虚之机,联络原国民二军各部发动反冯战争。李虎臣一面调兵围西安,一面派许权中旅等部赴潼关,断冯回陕归路。

旅军委最后决定,先派共产党员雷天祥率教导营一部去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大部于5月7日离洛阳开赴潼关参加反冯战争。

到达潼关后,李虎臣将许旅布置在正面战场,经过几天战斗,部队受到损失。此时,旅军委又开会决定,认为这样替军阀作无谓的牺牲不行,决定立即组织哗变。

5、渭华起义的爆发

由于领导人内部意见不一致,5月10日夜晚,唐澍、刘志丹等在未告知旅长许权中和杨晓初的情况下,率一部撤出战斗,向渭华地区转移。许权中、杨晓初发现部队撤离潼关后,立即追赶部队向渭华而来。许、杨到华县瓜坡镇与部队会合。

许权中旅在瓜坡镇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召开军人大会,正式宣布起义,脱离李虎臣,成立工农革命军。随后,工农革命军到达华县高塘镇。渭华地区党的组织召开盛大的欢迎会,中共陕东特委、华县县委及工农革命军负责人参加大会并先后讲话。

会上宣布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唐澍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廉益民(即卢少亭)任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任参谋长,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军总顾问,杨晓初任军财政经济委员。工农革命军下辖4个大队和赤卫队、骑兵分队。谢子长等分任大队长,张汉泉任赤卫队长,许权中兼任骑兵分队队长。

鉴于许权中在许旅军事行动上未能贯彻省委指示,工农革命军军委决定给许权中“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省委认为处分过重,未予批允。后来省委又将此事报告中央,中央也未同意工农革命军军委对许权中的处分。

在工农革命军到达渭华地区之前,渭南县已于5月1日在崇凝镇召开群众起义大会,宣布成立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下设人民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食分配委员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没收地主恶绅的财物分给群众。接着,阳郭镇、三张镇、高塘镇、东王村等先后举行群众起义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

同时,在渭华地区成立革命武装“陕东赤卫队”,以许权中旅派来的干部张俊汉为队长,当地派往许旅学习军事的干部薛自爽为副队长,全队百余人。

工农革命军与渭华农民运动相结合,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席卷整个渭华地区。很快形成了以华县的高塘、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至临潼,北至豫陕大道,南至秦岭北麓,约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

渭南、华县、五一县共建立了48个区、村苏维埃政权。大部分村建立了赤卫队。农民们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惩治豪绅和反动分子,烧毁地主剥削农民的契约,没收和分配他们的粮食、财物。

关于土地问题,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明确认识到“地主土地不但要没收,而且要分配,但如何分配,想不出具体办法”。由于敌人很快发动了“围剿”,新生的政权忙于战斗,土地虽然宣布没收,但始终未能实行。

年7月4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3期,有关渭华起义作了如下报道:

“陕西自李云龙反冯混战,农民革命突起,李部下旅长许全忠(权中)率所部加入起义,华县渭南泾县醴泉等县农民组织革命军,搜杀豪绅,华县已成立苏维埃”。

6、渭华起义的失败

年5月下旬,冯玉祥部宋哲元主力部队由豫回陕,击溃李虎臣军,陕西军阀混战局面暂告结束。从6月开始,冯玉祥、宋哲元调兵遣将,对渭华起义建立的苏维埃革命政权进行“围剿”。

在渭华地区,敌人集中了孙连仲、田金凯、魏风楼部3个师的兵力,还调集了大批反动警察和民团。6月上旬,以一个旅的兵力对渭华地区革命政权发动第一次进攻。敌由渭南县城沿龙尾坡向起义中心区域进攻,企图直扑陕东游击队塔山根据地,结果被起义军民英勇击退。接着,敌人又以一个师的兵力从华县城出发向高塘进攻,企图攻占工农革命军司令部驻地高塘镇。

在高塘附近,根据地军民对敌军首尾夹击。经激烈战斗,敌误以为中我埋伏,仓皇撤走。6月下旬,敌军向红色政权发动第三次进攻,由宋哲元率领三个师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向高塘和塔山合击。工农革命军在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等指导下,与敌军激战一昼夜,战斗中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陕东赤卫队副队长薛自爽等,相继牺牲。

工农革命军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得不撤向渭华南山。唐澍、刘志丹率工农革命军大部,于6月25日退到洛南县的两岔河和保安镇。许权中、杨晓初率一部退至蓝田县的许家庙一带。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渭华起义地区全部为敌军占领。

年7月1日,工农革命军一部在保安镇,遭李虎臣部5个残旅及反动民团的袭击,总司令唐澍和陕东赤卫队队长张汉俊牺牲。此时,去省委汇报工作的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返回,抵达两岔河,任工农革命军党代表。刘继曾、刘志丹和许权中、杨晓初分别率部到蓝田县张家坪会合,刘继曾在这里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和军事委员会,转入秘密活动。

一部分武装由许权中通过私人关系暂归反动军阀部队刘文伯师。8月,刘师被冯玉祥逐出商洛进入河南,许旅在邓县,被当地地主武装红枪会打散。

关于这段历史详细情况,年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西的军事情况、各地党部的组织与经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做了如下记载:

工农革命军六月二十日在渭华南原一带与敌作战失败后,退入渭华南山,只住几日,因给养发生问题,二十五日退驻岭南洛南之两岔河与保安两镇。

七月初一留驻商洛之李虎臣残部及当地土豪所领导之红会,向我们驻保安的一大队(约百余)红军进攻。因我方侦察工作不好,敌军七八百人,报告百余人。军委根据这种报告,派总司令唐澍由两岔河带一大队去救援,结果全军覆没,唐澍阵亡,许多干部同志失踪损失。两岔河之红军及总部合计约二百人,闻讯后,在李虎臣残部来进攻时,即退驻蓝田三流峪及张家坪。到张家坪后由党代表刘继曾同志召集活动分子大会,讨论今后该军的出路。

根据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只得暂时取消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及军事委员会,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宜暂时秘密起来,军事行动实际上仍受军委的指挥。同时与蓝田许家庙一带的民团合并,暂改编为民团。所余的红军仍不与混合,编为两大队。许家的民团人数约二百余,有枪百余支,内有同志十余人,甚好,受冯系军队进攻,目前亦无出路,曾要求与我们合并,公推徐同志(许权中)为领袖,使有机会将易帜行动起来。以上决定,省委除批准外,给军委工作更有许多的具体指示。

历时两个月的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失败了。

7、起义失败的原因

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认为,渭华起义的失败,客观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革命力量弱小。

主观原因有:

(1)“省委对于这次起义的形势缺乏全面的估计(对敌强我弱估计不足,只注意了有利于起义的方面)”;(2)“在政治上,充分发动群众不够。把打土豪和发动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思想,还不明确”;(3)“在军事上,更是没有经验,只知打硬仗,不懂打游击”;(4)“根据地思想是有了,……但对于根据地应建立在什么地区,才有利于保存和发展自己,使根据地坚持下来,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解决”;(5)“渭华起义没有得到陕西关中其他地方群众斗争的配合,形成孤军作战”。

原许权中旅党委书记、渭华起义参加者高克林,就当时未能解决正确的选择根据地问题说到:

(1)渭华起义地区狭小,地势平坦。南面是秦岭,北面是渭河,在敌人四面夹击的情况下,没有回旋余地;(2)渭华地区位于西、潼大道上,西距敌人统治中心西安市不到二百里,东离敌人交通要塞漳关只有百十里。我们企图在敌人必争之地的夹缝地带建立革命根据地,显然是很困难的。

年1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渭华起义的失败原因是:

“在政治上虽然开始懂得了枪杆子要与农民结合,懂得了要依靠农村,但是认识还很肤浅,并且发生了盲动倾向,如地点选择在西潼大道的要冲,如在军事上还不懂得进行游击战,仍是打阵地战,如没有发动农民的土地斗争等”。

渭华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却以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武装斗争形式,揭开了西北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的序幕。

刘志丹、谢子长等并没有因暂时的失败而屈服,他们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再接再厉,到陕甘边界和陕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使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在西北高原上高高飘扬。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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