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明朝之于女真都采取招抚政策，设立奴儿干都司进行整体把控，授予各部落酋长官职，发放敕书控制其贸易，对其偶尔的犯边作乱也都予以安抚为主。女真各部也因此得到助益，积极进行朝贡互通往来，保持与明朝的频繁互动。与此同时其部族也通过学习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而不断发展壮大。然而随着女真的发展，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约束力开始动摇，尤其自明正统时期“土木堡之变”之后，东北地区的整体社会环境因蒙古的千扰而出现混乱，女真各部亦受到冲击，史载“海西诸夷死也先之乱，尽失赐敕，子孙不得袭，以舍人入贡”。
四部历史背景概述
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女真各部纷纷南迁，而女真内部一些部族势力则借此机会开始了相互的权力斗争，同时女真各部与明朝的关系也逐步从绝对的服从转变为相互博弈的姿态，争夺敕书，抢掠边关的事件屡屡发生，明廷对东北局势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与此同时，浩劫之后的海西女真各部，在继续南迁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归并联合的趋势，扈伦四部也由此形成。
女真历史环境
海西女真社会发展
“海西”一词始于元代，作为行政区域之名，范围应包括忽剌温河（今呼兰河）以及松花江流域。明永乐时此地设有兀者各卫、塔山卫、弗提卫等卫所，又被统称为忽剌温女真。而自设立卫所之后，明人对于女真各部的观念成为了“建州女真诸卫”与“海西各卫”两部分，前者形成建州女真，后者则演变为“海西女真”与“野人女真”。
而明代初期，海西之于明人而言仅是一个广义的地理区域概念，泛指松花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一带。而后随着女真与明朝相互交往的频繁，明人对于女真的认识也逐渐深入，相关记载亦逐步详细。“自汤站东抵开原居海西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者，为建州女直；极东为‘野人’女直。”
明中期约嘉靖年间，明人己明确将居于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划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分。其划分不仅基于相应的地理位置，更带有对其政治及经济性的考量。
通过经年的陆续南迁，海西女真亦不断吸收明朝的先进文化发展自身，至明朝中期，海西各部“俱有室庐”，“俗种耕稼”，已逐步缩短与明人的社会文化差距。而随着边关马市贸易的兴起，海西女真凭借自身贯通南北的有利地理条件，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扈伦四部历史地位
扈伦四部的势力范围主要覆盖今辽宁东北部及吉林大部等地区，四部均源于忽剌温女真，迁徙发展的经历相似，南迀完成后亦比邻而居，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并分别在明代中后期迅速壮大。至明代中后期，“扈伦四部”己然成为海西女真的主体。
随后，四部于明嘉靖年间以聚落为单元建立半独立政权，并相继建立城池对外称王，一度成为当时海西女真乃至整个东北女真最强部落实力的标志。并与建州部女真一并成为明中后期东北地区女真社会实力角逐，斗争倾轧最为激烈的两大代表性集团。
直至明万历后期，建州部努尔哈赤崛起一统东北女真各部，扈伦四部也被逐步瓦解，合并入建州女真形成统一的女真政权。又成为了清王朝建立的重要助力以及满族形成的主要组成部分。召书中特地提及四部并与满洲齐名，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四部在当时女真部落中的知名度与特殊地位。
首位聚落出现
至明嘉靖时期，女真各部己大部完成南迁实现定居，其中建州女真多居于辽宁南部，辽宁东部及吉林大部则归属于海西女真。与此同时，女真内部通过分散一一迁徙一一重新组合的过程，原有的由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社会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则为稳定独立且拥有完整社会体系与强大经济军事实力的部族联盟。而女真社会强酋豪族的兴衰亦直接反映了女真社会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
在这样的大社会环境里，扈伦四部则先后修筑城池，建立各自的类国家政权，叶赫城、乌拉城、哈达城、辉发城亦在这一阶段陆续建成。而作为各部族首领所居的中心聚落，四城在部族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具有着代表性与唯一性，成为了具有独特功能与属性的首位聚落。
人口特征
对于首位城市概念中，最重要的内容即是首位度的计算。而之于扈伦四部，以乌拉部为例。史料记载乌拉部首领曾率三万大军出城迎敌，女真部族制度“寓兵于民”即兵民一体，因而士兵数量亦为部内人口数量，故以此粗略估计乌拉部王城内总人口约为五千万，而史料亦载乌拉部的附属宜罕山城被攻破，“斩杀千人，俘其众。”以此推测其城人口数量应约为两千万。
部族人口在其城的集中程度是十分高的。同时，四部的部族实力及发展水平十分相近，因此另三部的首位度数值亦应较为贴近。而人口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一大标准，高首位度亦反映了四部聚落规模的首位性。
政治属性
随着集权制度的兴起，这一阶段的女真各部纷纷将“筑城称王”视为部族独立、强大的象征。由此，其首领所居之城亦成为了带有极高政治属性的“王城”。而作为部族的王城所在，聚落在建筑规模与形式上均体现出远超其他城寨的首位性。与此同时，为反映其独特的政治属性，城内建筑布置宏大规整，处处彰显着秩序性与等级性。
而后文亦有阐述，围绕着首位聚落部族亦形成了自内而外层层递进的聚落体系，四部首位聚落周围则均有相应卫城予以支持和保护，其地位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可见一斑。
经济特点
贸易活动是明代女真部族重要的生产生活内容，由朝贡活动衍生出的贡市贸易与设于明边关以便互通有无的马市贸易，成为明代特有的明人与女真部族的交流方式，而贸易的兴盛亦带动了女真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发展与革新。
明时期边境贸易活动的发达，一方面是边境部族自身需求的驱使与明朝多发面的鼓励，而另一重要原因则是由于明廷的政策限制，明代女真商人大多是由首领所率领的部族成员，他们本身所具有政治权力使得其地位并未因商人的角色受到压迫，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亦带动个女真部族重视商业发展、积极贸易活动的状态。而由于这种特殊政策的加持，作为部族首领及众多权贵所聚居的首位聚落亦由此成为了整个部族贸易活动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绝对核心。
军事实力
从《满洲实录》记载“辛酉，上率兵四万征之，时有逃卒至叶赫洩军期，叶赫遂收张、吉当阿二城居民，其兀苏城以痘疫未收。”可知，在接受周围守卫城的保卫与支援的同时，首位聚落作为其部族最大、最牢固的军事壁垒，亦肩负着保护其下属卫城居民与财产的责任。
综上可见，作为部族定居后所筑的王城，扈伦四部的叶赫城、乌拉城、哈达城与辉发城无论在聚落规模方面还是城址形制方面均远远优于本部族同时期的其他城址。然随着部族实力的日益壮大，首位聚落亦随之进行着更新与改进。而与此同时，作为部族最中心的首位城，城址的发展过程亦反映了扈伦四部的部族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变革。
明代女真社会发展下的四部沿革
叶赫部
明初时期，塔鲁木卫一直与明朝保持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往来。至第四代领导者祝孔革，部落南迁至开原边外的叶赫河流域定居建城。部落以河流为名，始称叶赫部。同时倚靠于明开原镇北关的马市，部族坐拥居停之利逐渐发展壮大。
明正德年间，女真各部间的利益斗争加剧，叶赫部则因屡次争夺敕书、阻贡扰边，遭到明廷的制裁，首领祝孔革亦被哈达部首领王忠所杀。而由此，叶赫部也与相邻的“南关”哈达部结下了旷日持久的纠葛。
乌拉部
扈伦国建立于永乐四年，如今在乌拉河岸的乌拉古城就是其最初都城所在。扈伦国位置险要、人口稠密，鼎盛之时，其范围包罗十余个明朝所设卫所，领土扩展千里。后至第四代统治者都尔机时，蒙古势强在东北大肆抢掠，纳喇氏族多南迁躲避战乱，扈伦国则随之瓦解散落的部众纷纷南下发展，也为之后扈伦四部联盟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扈伦国逐步瓦解之际，其氏族内部分裂出两股势力。而二者不同的发展轨迹更是在日后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世系脉络。其中一股势力是由第四代统治者都尔机之子古对朱颜所领导，其依靠扈伦国所剩的残余力量，于乌拉地区继续其统治，即为后来的乌拉部。而另一股势力则来自都尔机的弟弟速黑忒，当时为抗击蒙古，其北上呼兰河流域筑城囤粮，扈伦国瓦解后，其率领残余部众加入进塔山左卫，后期其取代塔山左卫自成一股势力，南下发展并成为哈达部的前身。
哈达部
“哈达国，万汗（明史记载称王台），姓纳喇。其国原名扈伦。后建国与哈达地，因名哈达，乃乌喇（乌拉）贝勒始祖纳齐卜禄（纳奇卜禄）七代孙也。”哈达部与乌拉部为同源部族。王台其祖父速黑忒，因扈伦国斗争而投靠塔山左卫，并凭借出色的表现逐步取代了塔山左卫的都督之职。
嘉靖十二年塔山前卫内乱，速黑忒身死，王台逃往它部，其叔王忠也率领部分亲族部众，向南逃往开原东部。并定居此地，以地名建立哈达部。哈达部凭借靠近开原南关马市的有利地理条件迅速壮大，同时因首领王忠不断向明廷投诚示好，部族亦得到了明廷的支持与认可。而这则成为了哈达部约束各部、称霸一方的基础。而后哈达内部叛乱，王忠被杀，其侄子王台被请为哈达部长。“万于是远者招来，近者攻取，其势愈盛，遂自称哈达汗。哈达部由此正式建立“汗国”。
辉发部
“初辉发国本姓益革得里，黑龙江岸尼马察部人也。始祖昂古里、星古力，自黑龙江载木主迁于渣鲁居焉。有扈伦国人喝扬噶图墨土，姓纳喇氏，居于张，因附其姓。宰七牛祭天，改姓纳喇。”明初时期辉发部原属弗提卫的一小分支，位于今黑龙江省富锦一带。明正统之后，部落受到蒙古的压力而不断南迁，其从弗提卫分出，开始向明边境的南迁活动。
明万历二十年往机奴去世，因其长子先亡，长孙拜音达里杀死七个叔叔自认辉发国王，至此辉发部正式建立起半独立的国家政权。
四部最初均生活于今黑龙江南部的呼兰河及黑龙江等区域，而后随着不断的南迁逐渐靠近明境，并最终定居于今吉林大部以及辽宁东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部族亦不断发展壮大。而从明初的普通卫所到之后的部落豪酋，再到后来建国称王统领一方。四部的迁徙与发展过程亦是有明一代整个东北地区女真部族不断崛起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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